盛世修文 |徐佳佳：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深层原因

　　编者按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什么要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河南应该怎么做？即日起，学术中原开设专栏，邀请专家学者就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言献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其他九个方面一起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元素，并且强调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紧接着还明确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不仅是继建党百年讲话、党的二十大报告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的再重申，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础上把握“第二个结合”，传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深层原因。

一、中华文明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蕴含着延绵悠长的文化底蕴

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描述的是以“德”为运行机制从而实现天下归心的政治治理模式，说明了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突出的政治品质。民为邦本原写作“民惟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表达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也是古代执政者历代相传的祖训箴言。为政以德与民为邦本同作为中国传统的治理思想，两者密不可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都反映了为政以德与民为邦本是抽象与具体、理念与实践的对应关系。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为政以德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显著标识，归根结底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道德主义所决定的。孙中山先生在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精准解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主义与治理智慧，他说：“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值得一提的是，为政以德作为中国传统治理的精神内核，虽由孔子提出，但经过历史长河的氤氲激荡，已化润为诸子百家融会贯通的理念体系。其中不仅有儒家“仁”的意蕴，也有道家“顺”的内涵，既有法家“规”的要素，还有佛家“净”的追求等，最终在诸多思想流派的碰撞中，形成了至今仍然发挥效用的政治智慧。

“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民为邦本则为“为政以德”提供了指南方向，将抽象的“德”转化为了具体的“民”。关于为政之德与以民为本相关的论述，古籍的记载不胜枚举，如“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春秋·左传·哀公元年》）、“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大学·礼记》）、“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战国策·赵策二》）等。为了使理念与取向更加具象，中华传统文化还从养民、富民、教民三个层次为民为邦本赋以具体内涵。据《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此勾勒出了由为政以德治理理念到民为邦本实践方向再到“庶”“富”“教”具体路径的完整图景。

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共产主义理想彰显了信而有征的科学精神

马克思说：“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说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群众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历史必然性的整体力量驳斥了英雄史观的意识决定论。首先，群众史观发现了人民群众是财富的创造者，恩格斯说：“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由于人民群众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改进工具、提升技术、积累经验、总结教训，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推进生产关系不断变革，整个社会才会不断发展。其次，群众史观指明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社会制度的新旧更替，都是通过人民群众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以革命或改革的方式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的。再次，群众史观分析了人民群众才是英雄人物的根本决定力量。恩格斯说：“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正是这些广大群众的、整个民族的、整个阶级的行动‘引起重大历史变迁’。”因此，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毛泽东同志也基于群众史观的科学立场声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马克思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这是17岁的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写的话，那时的他就透露出了关注全人类幸福的道德理想。13年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不仅描述了一种代表人类道德自由与自觉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形态：“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根据唯物史观的科学逻辑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论证了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价值应然性与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通过建构式的分析框架，驳斥了建筑于剥削生产方式上的虚假道德说教，所以他才说：“对于任何一种道德，无论是禁欲主义道德或者享乐主义道德，都宣判死刑。”与此同时他又明确了公有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共产主义道德，从而弥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式上的道德拒斥与实质上的道德倡扬。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架构不仅一以贯之地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特质，如“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而且强调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充分肯定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实践性与能动性。

三、群众史观与民为邦本相契合、共产主义理想与为政以德相统一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一方面，群众史观与民为邦本在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方面达成了深刻共识。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著名的“舟水论”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与群众史观经典的“平行四边形论”即“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就都是从量与质的角度说明，群众不仅是数量最多的社会群体，而且经群体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合力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与为政以德在社会治理的“善治”层面实现了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畅想的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为政以德主张的是以德化人的王道政治。而德化又意味着“一体为仁”“忠恕之道”“民胞物与”的圆融状态。彻底解决斗争与矛盾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为政以德追求的和谐圆融愿景反映了“善治”的殊途同归。挖掘群众史观与民为邦本相契合、共产主义理想与为政以德契合性的过程，不仅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还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群众史观与民为邦本、共产主义理想与为政以德除了高度契合还相互补充，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创新空间。群众史观与民为邦本虽然都突出了群众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二者对应的对象不同，前者是马克思用来武装广大劳工的科学理论，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合理性；后者劝谏的对象则是为政者，要求他们严守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治国底线。将群众史观自下而上的发动与民为邦本自上而下的贯彻相结合，不仅展示了群众观点理论向度的双向贯通，还开辟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互动路径。既在治国理政层面保障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也在参政议政过程中保证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特有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而共产主义理想与为政以德虽然也都体现了政治自由的理想状态，但两者对自由的实现与内蕴有着不同维度的把握。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自由是社会的整体性自由，对应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的经济基础。但凡具备了足够的物质生产条件，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便是客观规律与发展趋势所形成的不可逆性结果。为政以德蕴含的政治自由则侧重于为政者从善如流的感召，呈现的是个体内在的自我超越，即以修身为起点，进而实现知情意、心性行、真善美相统一的境界。将共产主义理想由外向内的方式与为政以德由内向外的路径相结合，不仅能实现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既相互同步又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而且还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形成了客观规律与人性民情交互作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河南省委党校哲学部 徐佳佳）

编辑:姜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