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因材施教二例

孔子是我国私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儒家学说的创立者，仁是他的核心思想。孔子在开导和启示仁的过程中，体现出其因人而异、随机点拨的特点。这里以孔子与两位弟子讨论管仲是否仁为例，来看他是如何因材施教的。

《论语•宪问》曾记载孔子答子路与子贡问管仲“仁否”的对话——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从这两则材料看孔子的态度应该很明确，即管仲可称为仁，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但在《论语•八佾》中又有对管仲的批评——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若知礼，孰不知礼？”

由于《八佾》的负面评价，引发论者对《宪问》正面评价的怀疑。至今学术界对孔子是否称许管仲以仁仍有不同意见。这里暂且放下文本中的矛盾性评价，从文本进入历史，主要讨论孔子在回应子路与子贡的质疑时的教育方法。

首先作出一个判断：孔子此前曾称许管以仁，弟子对此不能理解和接受，于是提出论据，质疑孔子的评价。这种提问与弟子们通常的问仁方式不同：一般的情况是不知是否为仁，虚其心而发问，是以请教的心理问仁（见《公冶长》《雍也》《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阳货》）；这里则是不认可管仲为仁，实其见而发问，是以反驳的语气问仁。这是子路、子贡问管仲仁否，与《论语》中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也是笔者判断这两段对话有前情的原因。从孔子因材施教的角度看，孔子回答子路，重点在桓管霸业的“不以兵车”，针对的是子路好勇之弊；孔子回答子贡，重点在桓管霸业的攘夷存夏，针对的是子贡的卫人出身。

一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与子路的好勇之弊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语歧解很多，主要围绕着“九”这个数字，以及是否有“兵车”这回事。《史记》引齐桓公之语：“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太公世家》）此可证“九合”而不能证皆“不以兵车”。《穀梁传·庄公二十七年》释春秋经“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时表彰齐桓公的“信”与“仁”：“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这里以有“兵车”而无“大战”释为仁者之“爱民”，“兵车之会”的意义并不低于“衣裳之会”。《左传》记载其数为十四，近于《穀梁传》。另据《左传》，齐孝公伐鲁，鲁僖公使展喜犒师，展喜答齐孝公问“何恃而不恐”时说：“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僖公二十六年》）这是春秋时代弱国常用的外交辞令，以先君（齐桓公）之行委婉批评时君。朱熹说“春秋传作纠，督也”就是据展喜此语而来。这种理解放弃数字上的追究而印证“不以兵车”，却无法解释后面的“管仲之力”，因为这里齐桓公的“不以兵车”是据周成王所赐之盟誓，与管仲无关。钱穆综合诸论，认为“此九合确有指，惟今不得其详耳。言不以兵，乃不假威力义，非谓每会无兵车。所以必著不以兵车者，乃见齐桓霸业之正。然则管仲之相桓公，不惟成其大功之为贵，而能纳于正道以成其大功之为更可贵”。笔者认为，“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句中，“九”可能不是确指，只形容其多，“九合诸侯”即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会盟；“不以兵车”并非字面上的不带兵车和不准备打仗，而当从霸业与民众的关系上理解。钱穆将“不以兵车”理解为齐桓公霸业之正的表现，并由此肯定管仲的功劳，这就将孔子评价齐桓公与管仲的材料作一个贯通的理解。马融注“齐桓公正而不谲”时说：“伐楚以公义，责苞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还，是正而不谲也。”这里所述即齐桓公服楚的“不以兵车”的“兵车之会”。

齐桓公在平息宋国之乱并与鲁国言和后，将重要的华夏诸侯（鲁、郑、卫、宋）收服，“齐始霸也”（《左传•庄公十五年》）。与此同时，南方的楚国逐渐兴起，意图北上，引起华夏诸侯警惕（《左传•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从鲁桓公二年到鲁庄公十四年，三十余年间，楚国吞并汉水流域小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拆除周王室南方屏障，兵锋指向郑国。作为华夏诸侯之长，齐国要坐稳霸主之位就必须收服楚国这个强敌。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诸侯联军，讨伐楚国的附属国蔡国，随之伐楚。楚成王问其故，管仲代齐桓公回答，以齐国始祖姜尚之名，大讲历史，作为自己征伐的合法性来源，最后以苞茅不贡与昭王南征不复问罪于楚，楚国领受轻罪（苞茅不贡），推掉重罪（昭王南征不复），与齐国盟于召陵，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齐楚的召陵之盟，应当就是《穀梁传》所称赞的没有“大战”的“兵车之会”，是“仁”和“爱民”的表现。齐国挟强大武力（有兵车）而不用武力服楚（无大战），管仲的军事外交策略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成就霸业、匡扶天下而能尽量减少战争，减轻人民痛苦，管仲的作用确实值得称道，孔子因之连称“如其仁”。

子路好勇，《论语》中孔子常批评、矫正他的这一弊病（见《公冶长》《述而》《先进》《阳货》），这里的回应从齐桓霸业对民众影响这个角度，盛赞管仲在克制使用武力方面的作用，也是同样的用意。齐桓、管仲之事乃当时显学，子路对于其事不会不知，老师的这一番苦心子路当能体会。

二 、“披发左衽”与子贡的卫人出身

孔子答子路，再次明确自己的判断之后，子贡仍然不解，继续发问，孔子的回答仍是基于民的视角：“不以兵车”是减轻战争痛苦，免于“披发左衽”则是保持华夏族的生活方式，避免夷狄化。这是对管仲功业历史价值的张扬，同时也是在唤醒身为卫国人的子贡的历史记忆。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孔子与卫国有着深厚渊源，他周游列国时曾两次仕于卫（前495－前493事卫灵公，前488－前485事卫出公），还曾兴致勃勃地与子路讨论卫国的治理（如正名之论，庶、富、教之论，其语见《子路》）。鲁国和卫国同为姬姓国，两国始祖周公与康叔为兄弟，故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子路》）。

春秋时期的卫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小国，无足轻重，但西周时期卫国是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周公平定三监叛乱后，封同母弟康叔于卫，其地在殷商统治核心区，职责是监视殷商遗民。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后，政治上很多重要的安排都是为了收服殷遗，卫国担当此职，其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春秋初年卫国仍为大国，但狄入中原改变了卫国命运。西周亡于犬戎，进入春秋，戎狄被秦晋交逼而东南侵（见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鲁闵公元年狄伐邢，闵公二年入卫，僖公八年、十六年伐晋，僖公十年灭温，僖公十三年再侵卫，僖公十四年侵郑，深入中原腹地，威胁周王室。管仲建议齐桓公救邢国，提出的理由是“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左传·闵公元年》）。桓公从之，出师救邢。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卫懿公战死，卫国几尽灭亡，“卫之遗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左传·闵公二年》）。此时齐桓公向卫国伸出援手，“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左传·闵公二年》）。戴公即位当年即卒，“齐桓公以卫数乱，乃率诸侯伐翟（狄），为卫筑楚丘，立戴公弟燬为卫君，是为文公。文公以乱故奔齐，齐人入之”（《史记·卫康叔世家》）。先济之以物资，安顿生活，后为卫伐狄复国，齐桓公这些举动都是在践行管仲亲华夏而御戎狄的策略。由于齐桓公的攘夷存夏之功，在邢、卫灭国、复国一事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左传·闵公二年》称许其功曰：“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春秋末期，戎狄已不能再为祸华夏，历史情境丧失，于是“卫国忘亡”不再是夸张的描述，而成为一个事实。“忘亡”的同时亦忘记桓管霸业之于卫国的存亡绝续之德，此时的卫人子贡，需要经由老师“披发左衽”（夷狄化）的郑重提醒，才能唤起这段不堪的亡国记忆。当记忆被唤醒，所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就其字面意当然可泛指华夏诸国，但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它首先是指曾被狄人灭国的邢、卫，卫人子贡的祖先自然亦在其中。孔子此语，既提醒子贡，又点到为止，相信身为孔门言语科弟子的子贡在省悟之后，亦会感佩老师的此番良言深意。

儒家所谓华夷之辨其实质是人禽之辨，管仲称戎狄为豺狼，说明此为时贤共识，亦可见保存华夏文明、免于夷狄化对于华夏族来说是何等重要。管仲的贡献已超越称霸本身，而与华夏文明的存续相关。杨国荣认为孔子对子路、子贡的回应，“重要的不是孔子对管仲霸业的赞赏，而是对其社会历史贡献的肯定。‘被发左衽’是所谓夷狄之俗，它隐喻着人的前文明的存在形态，在孔子看来，管仲的历史的贡献，就在于通过运用社会政治的力量，担保了文明进程的延续，避免了停留或回到前文明（‘被发左衽’）的存在形态，相对于文明价值的维护，是否效忠于某一政治人物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以质疑心理发问的子贡，经由此番点拨，应该也能体会到颜回对于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罕》）的感受，他的疑问也当可以解开了。

（作者：代云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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