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来相“豫”⑥丨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早期文明

编者按：“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与人文共祖，其创世功业、德治思想、和合精神与一统理念，早已沉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凝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深切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

“三月三，拜轩辕”，寻根问祖来河南，有“源”千里来相“豫”。丙午年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即将启幕，河南省政协融媒中心、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邀请专家以历史为根基、以文化为核心、以时代为视角，系统梳理黄帝文化的内涵，深入阐释其时代价值，让黄帝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持久、更具感召力的生机与荣光。

今天推出第六期，《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早期文明》——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和人文共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奠基者。学界多认为其时代大致对应于仰韶文化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文化面貌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先民们在生产工具、生活技艺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发明创造，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奠基意义和繁荣景象的黄金时代。

一、考古发现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原点

从考古发现来看，黄帝时期三个文明要素——城市、冶铜铸铜技术、文字都已出现，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重要原点。

（一）中原城市群的兴起

据史书记载，黄帝时期是城市的形成时期。《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黄帝内传》记：“黄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轩辕本纪》记：“黄帝筑城邑，造五城。” 从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城址来看，黄帝时期城市已经形成的记载可信。

目前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仰韶文化中期版筑城址是河南省荥阳市的清静沟遗址，发现有四重环壕，合围面积约35万平方米，中心第三条壕沟内侧发现有版筑夯土城墙，属仰韶文化中期。其版筑夯土城墙将版筑夯土技术向前推进至仰韶文化中期。

另有巩义市的双槐树遗址，属仰韶文化中晚期，发现三重大型环壕、院落式夯土宫殿基址、中心居址、祭坛、最早瓮城结构围墙，总面积达117万平方米，是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显示高度社会组织能力。

西山古城址，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枯河北岸，有外环壕、内环壕、夯土城墙三重防御体系，城墙内面积约3.5万平方米，遗址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属仰韶时代晚期，距今约5300至4800年，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东北大河村西南1000米的漫坡岗上，东西长700多米，南北宽600多米，总面积约53万平方米，环壕内面积约36万平方米，遗址核心区内有始建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垣，平面近长方形，面积约3万平方米。

点军台遗址，位于荥阳市广武乡南城村东南，有内外两重环壕，外环壕略呈长方形，面积约26万平方米；内壕呈椭圆形，内壕里侧有一周城墙，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城址。

这些遗址相距不远，从早期有环壕无城墙的大型聚落，发展成为仰韶文化中晚期有环壕有城墙的城市，并形成中原地区的城市群，显示这一时期城市迅速发展。而且，时间上与黄帝时代也相当。

（二）青铜技术日趋成熟

考古发现表明，黄帝时代已步入铜石并用时代，冶铜铸铜技术日趋成熟。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铜器有：1973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有一块半圆形黄铜残片和一根断裂的黄铜管，属于仰韶文化早中期，距今约6700年。经检测，黄铜片主要成分为铜、锌，含少量铅、铁、硫、锡；铜管状物含锌约32%、铜69%和少量铁、硫，不含铅。王昌燧等学者通过分析发现，这些黄铜为固态还原工艺制成，是中国最早的人工冶炼合金，其年代略早于西亚最早的人工冶炼合金砷铜。这一发现支持了中国冶金“本土起源说”。

1982年陕西渭南北刘遗址发现一件完整的黄铜笄，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700—5100年，主要成分是铜和锌。仰韶先民有意选择用黄铜做笄，或因黄铜有金灿灿的光泽。

湖北邓家湾遗址的冶铜遗存属屈家岭文化早中期，距今约5600—5100年。1977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马家窑文化地层中出土一把锡青铜刀，属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该刀含锡量较低，采用两块范合铸而成，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锡青铜器。

《史记•封禅书》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这说明黄帝时期已能冶炼铜，并铸造大型礼器，冶铜技术与铸铜技术已趋于成熟。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当时的生产工具水平，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更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文字的创制和推广

古代文献记载黄帝时创制文字。如《世本·作篇》记：“仓颉作书”“仓颉造文字”“沮诵、仓颉作书”“史皇作图”。沮诵与仓颉相传是黄帝时期的左、右史官，史皇是黄帝之臣。《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

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汉字的起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与创制过程。在距今约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17例刻符。距今约7000年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600余例刻划符号。湖北宜昌柳林溪遗址的100多件陶支座上留存232个刻划符号，1件“陶顶盘”上刻有27个文字符号，距今约7000—6000年。仰韶文化甘肃大地湾一期遗址和二期遗址的陶器上亦发现多种刻划符号，年代距今7800—5900年。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26种陶符；姜寨遗址发现有30多种，距今约7000—5000年。值得注意的是，仰韶文化各时期各地区的陶文有连续性和关联性。如大溪文化遗址的陶片上发现300多个刻划符号，与西安半坡遗址的符号有相似之处，距今6600—5300年。这些符号中有一部分与甲骨文极为相似，是中国汉字的源头之一。

郭沫若认为从中国原始文字诞生到成熟的甲骨文必定经过两千年以上的发展。综合考古发现来看，汉字从8000年前开始萌芽，经过2000—3000年的酝酿已形成符号表意共识，至黄帝时代经沮诵和仓颉整理、规范、统一、定型，形成系统的早期文字。文字的创制和推广促进了不同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认同，增进了人类的智慧和知识增长，加速了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二、黄帝在中国早期文明形成中的内在作用

黄帝统一九州的族邦方国，形成稳定联盟，带领华夏九州人民走向繁荣、促进技术进步，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一）开启“族邦联盟”大一统的黄金时代

黄帝之时，天下共主炎帝神农氏已经衰落，酋长们互相攻伐，战乱不已，天下扰攘，生灵涂炭。黄帝毅然肩负起安定天下的责任，修德整兵，习用干戈，擒杀蚩尤、击败炎帝与其他叛乱氏族。东巡行至于大海，南抵湘江流域，西及甘肃陇右，向北驱逐草原游牧民族，奠定了中国统治的核心区。因此，各族邦尊黄帝为天下共主。

王震中认为，这种由中央领导的族邦联盟政权形式实际上是“族邦联盟”大一统。这种“族邦联盟”大一统格局，其形成不仅基于武力征服，也基于文化认同。在这一框架下，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得以深化，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为后世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样板。

（二）带动华夏九州人民走向繁荣昌盛

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分封于各地，有的封在中原，有的封在四荒。如黄帝之子青阳，降居长江流域；昌意，降居若水流域。帝颛顼是黄帝之孙，帝喾是黄帝曾孙，帝尧是黄帝玄孙，乃至帝舜帝禹，都是黄帝后裔。在四夷之中，西北犬戎属黄帝后裔；在东海诸岛及北海诸岛上，有黄帝后裔禺䝞、禺京。东荒有黄帝之子少昊之国。东荒黑齿国，姜姓，是黄帝之曾孙帝喾的后裔。北狄之国，是黄帝之孙始均之国。在西北海外，有西周之国，姬姓，是黄帝之后裔叔均之国。可见，黄帝后裔的封国散布中国和四荒。

在黄帝的带动下，各族邦发展农业、医药、手工业，学习文字，记录知识，推广先进文化，生产力大幅进步，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人口数量显著增长，生活欣欣向荣，精神朝气蓬勃，使华夏九州人民获得空前的大发展，走向繁荣昌盛。

（三）推动文化与技术飞跃式发展

黄帝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在文化与技术领域实现飞跃式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物质文明层面，衣食住行、农工矿商各业都有较大发展。在社会制度层面，婚姻、丧葬等礼仪制度基本定型。货币、文字已被发明，养蚕缫丝、弓箭、舟车、房屋等已被改进，音乐、医药、历数、阴阳五行等学术已有很大进步。

如《世本·作篇》记载：“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史记·历书》亦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黄帝制定历法，指导了农业生产，更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发明和技术改进，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提升了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为后世的文化和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夏商周至秦汉对黄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夏商周至秦汉时期，人们推崇黄帝，继承与发展黄帝文化。黄帝文化对后世中国文明、政体、学术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巩固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

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政治格局逐步巩固的重要阶段。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王朝，继承了黄帝时代的“族邦联盟”大一统理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制度。《尚书·禹贡》曰：“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后经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再至少康中兴，夏朝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已非常稳固。

商朝代替夏朝以后，海内外各邦前来朝贡，充分显示了商朝的强大国力，以及对周边邦国的吸引力。周朝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制定周礼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秩序。周代沿袭并发展了朝贡五服制，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这使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形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系，进一步巩固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

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文字等，将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推向了新的高度，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二）铸牢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由于华夏族与周边民族存在血缘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早期阶段即已开始孕育。如《山海经》中黄帝被视为犬戎等四夷族群的祖先。《孟子》说帝舜起自东夷。《史记》说大禹出自西羌，并受羌祭祀；周人与秦人亦兴起于西戎之地。这些记载表明，华夏与四夷之间并非截然隔绝，而是通过血缘认同、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观念。

《史记》等正史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确立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共祖的地位。此后的史家也延续了这种叙事体系，如《魏书》自述鲜卑人是黄帝之子昌意少子的后代。这些历史叙事使得黄帝成为各族共同祖先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三）形成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体系

夏商周至秦汉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黄帝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体系。

关于儒家道统，朱熹主张：“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儒家道统在三皇时期已经产生或萌芽，后传至尧舜禹，再传至周公，又传至孔子，由孔子发扬光大。

道家学派的老子和庄子继承“道法自然”思想，提出“道”是事物发展的规则，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阴阳家则发展了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家学派则发挥了黄帝的法治思想，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主张以法治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使得黄帝文化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总而言之，黄帝为后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自夏商周至秦汉，历代对黄帝文化的继承与阐发催生了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体系，进一步巩固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并深化了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尹松鹏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编辑:付婷　　审核 ：姜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