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河洛文化·河洛文化大家谈丨匠心天工 器以载道 重现河洛的造物之光之一 铸礼成器：青铜范铸中的河洛文明

　　洛阳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石艳艳。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洛阳博物馆供图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彭彬 郑广伟

　　作为夏商周三代都城，洛阳出土的青铜器作为当时物质文明的巅峰之作，承载着先民的科技智慧与礼制思想，成为解读河洛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重要密码。洛阳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石艳艳认为，洛阳青铜器不仅是礼制文明的范式源头，更是范铸技术的科技标杆，其造型之精、纹饰之美、铸造之巧，展现了河洛先民卓越的科技智慧与艺术创造力，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藏礼于器：青铜礼制的范式源头

　　“洛阳出土青铜器数量众多、形制庄重，在中国青铜文明体系中具有‘文明核心枢纽’与‘礼制范式源头’的独特地位。”石艳艳说，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时空坐标的核心性。洛阳出土的青铜器贯穿了青铜文明从萌芽（夏代）、鼎盛（商代至西周）到转型（东周）的整个发展历程，是唯一能系统反映早期王朝青铜文化连续性的区域。二是礼制体系的开创性。夏代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礼器确立了礼器组合的雏形，商代偃师商城遗址的青铜礼器延续并规范了祭祀与等级制度，东周王城遗址的青铜礼器则推动了礼崩乐坏后新礼制的重构，形成了中国早期礼制文明的“洛阳范式”，影响辐射了整个黄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三是文化融合的枢纽性。洛阳出土的青铜器既承载着中原青铜文化的核心特质，又成为跨区域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其合金技术、纹饰风格被周边文化借鉴，塑造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二里头遗址青铜爵是夏代早期礼制雏形的体现。石艳艳介绍，这件高22.5厘米、流至尾共长31.5厘米的器物，虽朴素小巧，却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最精美的青铜容器，标志着“藏礼于器”的早期形态。

　　二里头遗址青铜礼器的组合还十分简单，以铜爵为主。商代前期青铜器以酒器为主，觚、爵是基本组合，还有尊、卣、罍、觚、斝等。西周早期食器显著增加，主要是鼎和簋，这时代表商代贵族身份的器物已改为鼎和簋，而且随葬数量越多地位越高。

　　石艳艳介绍，西周将簋和鼎、编钟等组合使用，开创了一套独特的礼乐制度，形成了《周礼》中天子九鼎八簋礼制的雏形。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王妊簋就是青铜簋的代表，内底铸有“王妊作簋”四字铭文。这正是它的珍贵之处，不仅证实了其为周王妊姓后妃所用器物，也是周王室姻亲制度的实物见证。

　　范铸为魂：青铜里的艺科融合

　　早在3000多年前，当青铜在模范中熔铸成型，艺术与科技便完成了一场史诗般的融合。石艳艳说，河洛地区（以洛阳为核心）的范铸法在夏商周时期达到巅峰，其核心体现为工艺体系完备化、器物铸造规模化、精度控制极致化。夏代奠定基础，商代实现突破，西周达到鼎盛，可以稳定铸造体量庞大、纹饰繁复、合范精准的青铜重器，成为当时中原地区青铜铸造的技术核心与标杆。

　　据介绍，范铸法分为制范、合范与浇注、拆范与修整三个关键环节。其中，制范是器物成型的“模具基石”，合范与浇注是铜液成型的关键一步，拆范与修整的收尾工艺更显匠心。

　　洛阳博物馆的母鼓铜方罍堪称范铸技术与艺术融合的典范，充分体现了商代工匠的智慧。该器物通高50厘米、肩宽33厘米、重22.5公斤。其纹饰繁复，可谓“遍体生花”，足足有五层：第一层用云雷纹打底，第二层为变形龙纹（结合为兽面纹）与蕉叶纹，特别是在第二层的变形龙纹上又生出两层纹饰，龙纹身体上的纹饰是第三层，龙头上的凸目为第四层，第五层纹饰是突出的兽头和边角的扉棱。其铸造采用商代晚期成熟的分铸法技术，即分两次以上进行浇注。这种技术的应用，使得复杂器型的铸造成为可能，特别是对于母鼓铜方罍这样带有兽首衔环等附件的器物。

　　石艳艳说，从洛阳出土的模范中可以看到，范铸法所用模范的拼接缝隙极小，纹饰雕刻精细度极高，无论是商代青铜鼎的饕餮纹还是西周青铜簋的窃曲纹，线条都十分流畅，可以实现复杂造型的精准复刻。合范时，工匠对浇注温度和速度的控制已经十分成熟，大小青铜器均可一次成型。而最后的修整环节，更是精益求精、反复打磨，高度还原纹饰细节与铭文，实现了工艺精度与艺术表现力的完美统一。

　　古今共鉴：文明传承的时空对话

　　“研究青铜器是认识中华文明源流、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途径。”石艳艳表示，洛阳作为河洛文化核心区，其青铜器技术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有力见证。它不仅奠定了中原青铜文明的根基，也与郑州、安阳等地形成了技术传承与互补关系，并在文化交流中辐射影响了周边区域，生动体现了中原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引领作用，以及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交融互鉴。

　　石艳艳指出，通过数字化复原、沉浸式展陈等现代技术手段，青铜器得以跨越时空与当代对话，在唤醒公众文化认同与历史归属感的同时，也为文旅融合与文化创意产业注入鲜活资源，真正实现“古为今用”，让古老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彩。

　　石艳艳谈到，无论是“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所展现的跨地域文化传播，还是青铜工艺中凝聚的多区域文化元素，都从文化认同、创新实践等维度，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早在3000多年前，当礼制之思凝聚于鼎彝之形，当范铸之术化为器物之魂，华夏先民已在烈火与模具之间，完成了艺术想象与科技实践的伟大融合。今天，这些青铜重器不仅见证着“器以载道”的文明智慧，更以其跨越时空的创造力，持续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推动传统文化在科技赋能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编辑:王友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