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如何普法（下）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清承明制怀刑知耻

　　清承明制，清初律内仍有“讲读律令”条。雍正三年，因无“在内从察院，在外从按察司，年终考校，及不晓律意、三犯递降叙用”之例，遂将明律中“每遇年终”以下句改为：“在内在外各从上司官考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罚俸一月，吏笞四十。”

　　雍正十一年又定例：“各衙门应行律例，各宜留心讲解，内官则交于各部、院堂官考校，外官则交于各省督抚，饬令各该府州就近考校，并将曾否通行之处详明督抚，属员因公进见之时，留心考试，每于岁底，将内外各官通晓律例者咨明吏部注册，遇有升迁之时，注明能晓律例以示鼓励，其不能讲解者，交部议处。至于各衙门吏典，即交于该管官岁底考核，如有通晓律例者，役满咨部考职之日，即于咨内声明，卷面印一通晓律例字样，酌量优取，如有不能讲解者，照律治罪。”

　　后因例文内容已包举于律文之内，且“通晓律令”属官员考校之一节，不便另列条款，在乾隆五年正式刊布的《大清律例》中删除此例，仍将“讲读律令”条定为吏律公式之首，内容为：“凡国家律令，参酌事情轻重，定立罪名，颁行天下，永为遵守。”

　　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终，在内在外，各从上司官考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官，罚俸一月，吏，笞四十。其百工技艺诸色人等，有能熟读讲解，通晓律意者，若犯过失及因人连累致罪，不问轻重，并免一次。

　　其事干谋反、叛逆，不用此律。若官吏人等挟诈欺公，妄生异议，擅为更改变乱成法（即律令）者，斩（监候）。

　　“从文本上看，明清两朝‘讲读律令’始终包涵三层内容：一是规定对官吏读律的要求和对其进行考核的方式，二是规定对能熟读通晓律意的百姓进行奖励的方式，三是规定如何处罚更改变乱成法的官吏。”朱潇分析说，“这一法条详细要求官员务必熟读、讲明律意，从而能够恰当地运用法律剖决事务。未达到要求则要受惩，若是变乱成法，则处以极刑。对百姓读律则采取了相对温和的鼓励措施，不读律并不会受到惩罚，但犯过失或受连累致罪的，若能熟读通晓律意，可免罪一次。”

　　律令直解申明于亭

　　明代强调法律文本应当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因考虑到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明太祖朱元璋因人制宜调整法律传播政策，命人将所定律令按照民间所涉及的事宜，将法律条文翻译成白话文，编纂成《律令直解》张贴于全国，以便让老百姓尽快了解律令内容。又鉴于“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于是在各地设置了申明亭，凡是辖区内有人犯罪的，都要把其过错在亭上贴出以警世人，使民众在褒贬评价之中受到法律熏陶。

　　清代在乡约集会时开展宣讲《圣谕广训》的活动。为了让老百姓能理解其精神内涵，宣讲者有的专门编写讲稿，在每条圣谕下面附录相关的律例、故事及案例，极致详尽之事，力求通俗易懂；有的地区方言比较特别，宣讲者专门用当地的方言和俚语进行讲解；为了照顾到不识字的老幼妇孺，还专门绘制图像，以通俗化、故事化的方式来讲解法律，以求宣传效果最大化。

　　“中国古代的法律传播活动，传播内容和手段涵盖了法律法典、禁令命令、诏书告示、法律教育、法律解释等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组成国家法律传播的主体。”朱潇分析说，“这些独具特色的‘普法’模式，为古代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谐运作建立了桥梁，使得普通民众能够了解法律、接受法律熏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预防违法、惩治犯罪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法系的发展成熟。”

编辑:郭同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