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湖的孩子”阎连科：沉淀的少年故乡记忆和成长的情感实录

　　“我曾经写过谈到过，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在古代中国人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河南原来不叫河南，而叫中原，那是因为中原是中国的中心。而我们县，恰好正在河南的中心位置。而我们村，又恰在我们县的中心位置上。如此看来，我家乡的这个村，也就是河南、中国，乃至于世界的中心了。这使我坚信，我只要认识了这个村庄，我就认识了中国，乃至于认识了整个世界。

　　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激动而不安，兴奋而悲凉。我激动，是因为我发现了世界的中心在哪儿；我不安，是我隐隐地感觉到，生活在世界中心的人，他们冥冥之中要有更多的承担、责任和经历，可能会是一种苦难、黑暗与荣誉。”

　　大河网讯（记者 莫韶华）10月19日，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携新书《田湖的孩子》回到家乡河南，在郑州松社书店接受了大河网记者的采访。以上是《一个村庄的中国与文学》书中的两段话，可谓阎连科对故乡杂乱无章的思绪最终汇集成册的原因所在。那么，这位从这个古老村庄走出去的，如今在国际上家喻户晓的河南作家在书中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思想风暴呢？阎连科谈到这本非虚构自传性散文作品《田湖的孩子》时，说：“这本书不一定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书，但放到我整体作品中，它一定是最好看的其中之一，它是我最直接地想和读者交流的，无论年龄大小，希望他们能看明白这本书，也是近年来对我意义最大的一本书。”

　　田湖：文学写作的起点和回不去的终点

　　五十年前，这个叫连科的少年还在田湖，没读过外国文学名著，不知道海南岛在哪里，却在夜深人静、月光如水的天地间，站在空寂的家门口，望着满天星斗、宇宙辰光，一如《小王子》中的小王子，“为不知该怎样向世界宣布，并使世人相信我家的那个村庄就是世界的中心而苦恼、而孤独，而有一种无法扼制的要保守秘密的悲苦与悲凉。”

　　五十年后，田湖，这个虚虚实实地供给了阎连科四十载故事、情节与细节的村庄，被他结结实实地写进了自己的非虚构自传作品《田湖的孩子》中，“这些不一样的故事、情节、细节、历史与现实、生老与病死、时间与土地，一切的一切，它像只朝我一人敞开大门的文学的库藏，像只朝我一人敞开胸怀，供我奶汁的母亲，甚至是经过很多年、很多年，很多思虑和波折。”

　　《田湖的孩子》写作于2013年3月至4月，最终于2018年6月18日改定，六十岁的阎连科交出了他自己的少年故事，所以用阎连科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断断续续写的，不是一气呵成的。”它是阎连科沉淀五十载的少年故乡记忆，是关于乡土故园和成长的情感实录，他回望供给他几十年文学养料和情感依托的家乡故土，细细追究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查找岁月中的痕迹和落尘。

　　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对故乡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这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出，那种黑暗的、恨的、批判的东西远大于爱的东西，但在黑暗与残酷中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善的力量。而在《田湖的孩子》中，善意的、光明的、美好的、让人愉悦的成分远远大于他的小说。《田湖的孩子》是直接的、质朴的，没有任何花哨的部分，就像是土地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文字，如他自己所言：“写散文时不会刻意带上批判的眼光，而是回忆起哪段就写哪段，出于本能相对真挚地表达出来。即便歌颂少年时期自己认为非常美好的东西，比如里面写到对地主富农的批斗，把它写出来本身，读者就会觉得这是带有另外一种意义在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对于一个特定时代的回顾，本身是带着立场的。”

　　故乡：内心最脚踏实地的地方索取太多偿还太少

　　在书中，有一部分关于“见娜”这个人物的描写非常重要。阎连科说，见娜对于少年连科更像是一种启示。一个省会城市的姑娘，吃饭、穿戴、生活方式都与别人不同，她的出现让他知道了田湖这个村庄有多么小。恰恰是因为她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乡村世界外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恰恰因为她的存在，给一个乡村的孩子种下了一个种子，让他萌生了“一定要离开这个村庄，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的想法。

　　二十岁离开家乡，漂泊四十载，因为母亲、姐姐和姐夫依然在老家生活，阎连科每年都会回家，但是这么熟悉的家乡却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疏离感。“小时候的玩伴很多都已经去世了，这是件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你与故乡的联系越来越少了，然而她在心中的位置却越来越坚固。”

　　故乡在阎连科的作品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存在。“一旦把所有的故事放到家乡这个场景里就具体了，踏实了。世界上任何作家的内心都有一块地方是他的写作源泉，不断索取却总是来不及偿还。”

　　为什么敢把田湖当成中国的缩影？阎连科的解释是，近一亿人的河南能发生多少故事，所有你想到的想不到的在这里都有可能发生，每次回来拿点东西就走了。

　　每一次的出走都伴随着回归，除了索取还要偿还，那么作家阎连科能回馈家乡什么呢？“要把这块土地上的故事放到超越河南的地方去。比如你一定要看到你的村长就是‘川普’。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我这种写作者，后者更为重要。”

　　中国人的乡愁情结困扰着很多人，所以在一次次的出走后，为了锁住乡愁，大家选择在城市居住，在郊区寻找所谓的“田园生活”，在阎连科看来，这是升华绝对不是返璞归真。所谓的城市中的田园生活是一种非常“作”的过分诗意化的生活，真正的田园生活是住在农村，被蚊子叮，闻到牛马的粪味和泥土、青草杂合的味道，然而，有多少人真正能回得去？

　　人生：一辆穿梭在故乡和远方的公共汽车 起点和终点越来越远却都无法抵达

　　为何会在花甲之年选择回忆？

　　阎连科解释有三，六十岁的人去回忆少年首先说明他老了，其次说明他童心未泯，再次，说明这个社会缺少了某种东西，而回忆恰巧能填补这种缺少带来的缝隙和鸿沟。

　　2009年，阎连科出版了浓醇佳酿《我与父辈》，近十年来畅销不衰，目前在美国、欧洲、西班牙、韩国等国家非常风靡，如今正在翻译成多国语言被急不可待的出版，阎连科对此的解释是，“这正是说明这个时代里，父辈的历史已经渐渐消失了，所以我们才如此匆忙的需要抓住。”

　　在《田湖的孩子》中，阎连科不厌其烦地谈及想要"出走"，并且“处心积虑”地谋划了一次又一次地“出走”。他在《找李白》中描述道：

　　　总是想出走。

　　出走的念想，是每一个少年成长无来由的必需和营养。直到现在，我五十几岁了，离家出走的念想都还会时不时地冒出来，在一瞬间长大、硕壮成一棵参天的树。用出走的方式告别和背叛，怕是我一生一世的事，是一种事业和未来。

　　出走和背叛，是少年楔进我脑里永远也拔不出来的一根桩。

　　成长是由无数、无数次想要出走（背叛），而又不得不留下的过程叠加起来的；而成熟，是人生历练的静默不言的一种光。然而一次一次地想要离家和出走，想要把自己放逐到哪儿，也许正是长大、成熟的一种准备吧。

　　如今，阎连科早已成了从豫西嵩县田湖镇走出去的有着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著名作家，定居北京多年，但他的写作却始终围绕着故乡的那块土地。

　　梁鸿评论阎连科的写作："‘从世界外面走了回来。’这是人类最古老最温馨的命运寓言，只有故乡才是属于自己的世界。"

　　杨庆祥评价道："在漫长的跋涉之后，阎连科将笔触投向他的童年，在长篇非虚构新作《田湖的孩子》中，故土记忆和童年经验重叠生长，离家出走和重返故土相互撞击，这不是简单的抒情或怀旧，它关乎一个时代、一种经验、一个文明体的失落、扭曲、挣扎和最终的烟消云散。在色诺芬的《远征记》中，回家是具体的目的和失败者的归宿，而在阎连科的笔下，在死亡之前，我们早已并且永远流离失所。"

　　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出走"的心理，或因为"一碗饭"，或因为爱情，或因为自由，这恰恰是人类共同的心理。

　　但是90%的人走出去的结果都是失败的，人生是由一次次的失败而构成的。一旦出走，回归却是永不可逆的，“走得世界多了，通俗点说见过了一点世面，所有‘见过世面’的人都是回不去的，绝对不仅仅是生活不习惯那么简单。我到这个年龄已经‘无处可走’了，老家的房子、人群和世界观已经变了，‘回不去’是必然的；但是北京也不是我的家，因为那里不是我的根。我的一生就是一个规划好的公共汽车，永远在家和遥远之间徘徊，却始终无法抵达。更多的是在中途跑来跑去，离家越来越远，越走越广阔，反而对家乡越熟悉。某种意义上说，离开，是作品越写越好的必然条件。”

　　在他不歇的“出走”渴望与永恒的“回家”主题之间，在变与不变之间，乡土和乡情贯穿着他的写作。他对故乡爱恨交织，是个彻彻底底的矛盾体，但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依然和少年时一样，认为田湖是世界的中心，最浓缩的中国，并极力向世界证明这一点。

　　写作：是无意义和非常残酷的，每个作家都为自己文学的挫败而默言

　　对于写作，阎连科一路丢弃又一路重拾，如今依然保持着每天几千字，两年写一本书的创作量，工作量超过一个壮年的作家。并且，他还坚持手写——正如同他坚持不学英语的固执，把手稿交给打字员，有时还会被过于负责任的打字员强行修改她认为不规范的词句。然而，对写作如此执着的他却认为，写作是无意义的，是非常残酷的。

　　阎连科说，伟大的作家张贤亮去世后，报纸的标题《一个靠死亡来占有版面的作家》戳中了他的心，它道出了写作的残酷和现实对文学的全部内涵。“他的结局，也将是我们的命定。当然，谁的写作，都不是为了追求不朽。鲁迅和曹雪芹，也都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非为了不朽而写作。但命运让一个人过早地看到他一生追求的结局是怎样时，那种挫败感，就有着无法说的凄楚和伤痛。”

　　“听到泰戈尔在死亡之前，叹息自己一生努力而一事无成时，而有哪位作家、诗人能不为自己文学的挫败而默言、无奈和沉默呢？所以说，我是深知失败最是作家命定的生活和写作的命运了。”

　　文学的命运是不可违抗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阎连科经常会产生一种感觉，“我经常怀疑可能明年都写不出来东西了”，在他看来，这种怀疑对自己是一种警惕，与之相比，他更在意的是阅读的停滞，但是他对优秀的作品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这种渴望是一种侥幸心理，是唯一让我持续写作的动力，是我不忘初心的坚持。”

　　读者：不应被过分的培养只接受温馨的内容 世界文学充满残酷和黑暗

　　外国文学对阎连科的影响非常大。从19世纪文学到欧洲文学、拉美文学，不同时期他的最爱是不断变化的。

　　在谈到写作灵感的来源时，阎连科说，“我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缺乏语言能力的人，所以旅行对我的写作意义不大。我反而很感谢那些能把优秀作品翻译给我们的人。比如欧洲很多作家都在流浪，随手一写都穿越几个国家。而中国作家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块脚踏实地的故乡，而且故乡发生的事足够多足够写了，所以中国作家很少有充满国际化的作品。”

　　阎连科观察到，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盛行的西方经典文学有一个特点：写作的人物已经从社会历史转向了家庭。作品没有《战争与和平》描绘的宏大历史中的苦难，也没有巴尔扎克作为法国社会“书记员”的社会关切和民族情感，而“只是关注一个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他将这些作品称作“苦咖啡文学”，因为"它们和苦咖啡一样，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

　　在这类文学作品中，阎连科认为，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小波折，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作家如果不给读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个人最艰难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

　　“国外作家是会参与到本民族重大事情中的，他们对现实的关注超出想象，中国作家很多会选择性的逃避。我们一定要以一种开放的心理来看各国的伟大文学，比如韩国、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小说完全不比我们的差。”

　　也有人说阎连科的作品充满了黑暗和残酷，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黑暗"写作是鲁迅，“他是‘黑暗大家’，而中国读者长期以来被过分的培养只接受温馨的内容，反而排斥真实的残酷。其实，所谓的残酷和黑暗在世界文学里遍地都是。”

　　那么，阎连科眼中优秀的作品是什么样子呢？虽然每个人喜欢的文学作品不一样，但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才是优秀的。他认为，不要把文学赋予多大的功能，文学不会改变任何事。"鲁迅曾经书写阿Q，现在遍地依然是阿Q，但是只要你知道自己是阿Q就行了。"

　　阎连科，生于1958年，中国著名作家，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2013年阎连科获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同年获得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以及“影响中国2013年度文化人物”。 2014年《四书》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2015年《受活》获日本twitter文学奖。 2016年凭《四书》第二次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 2016年《日熄》获得第六届红楼梦奖。 2017年凭《炸裂志》第三次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

编辑:郭同欢　　审核 ：新闻总值班